在浙江，青山村的村民改变传统生计模式，变为生态保护者，吃上“生态饭”；辉埠镇里的村民不再出门“吃灰”，废弃矿山成了打卡的网红公园，对外吸引了不少游客；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则通过前沿研究平台建设，来保护“中国的亚马逊雨林”。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记者走访浙江多地，见证水复绿，山变青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新成效。

水基金“进村治水”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黄湖镇的青山村靠近浙江省北部山区，离杭州市中心42公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山傍水的大片毛竹林，解决了当地村民生计问题。上世纪80年代起，村民开始建造更多的毛竹加工厂，竹笋和竹材从青山村分散到全国各地后，村民也变得更为富有。

村民打好了经济算盘，却没算好生态账。大量的化肥和除草剂催生了茂密的毛竹，为了防腐防霉，一些原材料通过双氧水熏蒸来“去青”，未经处理的废水透进了村子附近的龙坞水库。

龙坞水库建于1981年，常年为青山村及周边村庄提供饮用水，水库上游2600亩的汇水区内种植着1600亩毛竹林。过度追求毛竹产量，导致水库水质污染，给村民饮水安全带来威胁。

青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林红告诉新京报记者，水源地周边山林属于村民承包或自留山，仅仅依靠宣传教育对村民使用化肥农药进行管控收效甚微。2014年起，当地政府联合大自然保护协会，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形式保护龙坞水源地。

张海江是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浙江项目主任。2014年，他曾与一些水资源专家在龙坞水源地和周边社区做了实地调查。在一份水质监测报告出来后，发现龙坞水库29项检测指标中26项达标，但总氮、总磷和溶解氧超标，水源地水质污染严重。

次年，当地政府进一步引进社会力量进村治水。大自然保护协会联合几家企业，组建了“善水基金”信托并获得33万元的资金捐赠，用于支持青山村水源地保护、绿色产业发展。这是我国首个水源地保护与治理公益项目试点。

林红介绍，村民可以作为投资人并与“善水基金”签署信托合同，将林地承包经营权以财产权信托的方式，委托给“善水基金”集中管理，评估后确定其份额。村民的身份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者，而是变为生态保护者，也成了信托的投资者。

“我们治理污染的手段也很简单，就是依托善水基金，以高于村民种植竹子收益的价格，把水库周边500亩林地使用权从43户村民手中流转过来。流转之后我们不开发，只是对竹林进行集中管理，有效控制了农药、化肥的使用，以及林下植被的修复。林下植被的修复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让水看起来更清澈。”张海江说。

水质改善后的龙坞水库。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摄

如今，“半月形”的龙坞水库碧绿澄清。水质从2014年的III类、IV类提升并稳定在I类水质标准。2017年，龙坞水库成为浙江余杭区政府划定的“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改善后，青山村周边山林里记录到了包括白鹇、猪獾、小麂在内的9种哺乳动物和13种鸟类。

慕名来青山村度假的旅客，目的地不只有龙坞水库。绕过青山绿水，看完大片簇拥着的毛竹林，一路从水库下来，要经过“青山自然学校”和“融设计图书馆”。前者曾是一座废弃的小学，成为青山自然学校后，吸引了大量社会公众参与生态体验与自然教育。后者原本是废弃在村里的东坞礼堂，修缮改造后焕然一新，一名德国的专业设计师来到这里，将当地传统的手工竹编技艺提升为金属编织技艺，村民们跟着他免费拜师学艺，做出来的手工艺品亮相在国外的一些展览上。

废弃的东坞礼堂修缮改造后成为“融设计图书馆”。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摄

林红向新京报表示，“善水基金”信托每年平均支付给村民的补偿金约为172元/亩，相比村民自营时提高了20%。同时，水基金运营的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元，为水源地保护项目提供了可持续的资金支持。随着环境的改善，青山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给村民带来了经营民宿、销售农产品等致富渠道。“目前已有超过70户农户加入了‘自然好邻居’计划，每年每户增收1万元以上，带动200余人直接就业。”

新模式的创新让人们眼前一亮。青山村建立水基金促进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案例也顺利入选第三批自然资源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矿山整治，“石灰镇”变“生态城”

在浙江常山县的辉埠镇，人们最熟悉的是石灰石。在这个拥有上千年石灰开发历史的地方，“晴天出门一身灰，雨天出门一身泥”成了当地矿采区域的真实写照。

当地村民向浙江省常山县委常委、辉埠镇党委书记杨力军描述过这样的场景：村民不敢在晴天去收割水稻，粘黏在稻子上的石灰尘，让他们在劳作时呼吸困难。所以他们更愿意在下雨天去田里割稻子，即使收回去的稻子是湿的。常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胡龚雅告诉记者：在以前，一些村子民房的屋顶裹上“白霜”，晴天的马路，脚踩下去，粉尘“噗噗”往上扬，到了下雨天，石灰浮在村子的水泥路上，司机开车时速不敢超过40码，怕打滑。

多年来的不规则开采，让褐色的矿山山体满目疮痍，坡面风化剥落。2013年，当地政府启动生态治理工程，陆续淘汰关停不少灰立窑和石灰钙生产线。但是，在加大力度整治了两年后，辉埠区域范围内仍遗留较多裸露废弃矿山矿口、窑址。一些不规范开采与加工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裸露边坡与窑址不同程度存在地质环境危害与地质灾害隐患。

对石灰石资源的开发利用一直以来是常山县经济的支柱产业，常山县钙产业年产峰值于2013年达到约10亿元，最高占全县总产值的10%。因此，这也成为当地无法下定决心去整治的原因之一。“而且，另一方面，常山县经济比较薄弱，要彻底去整治，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胡龚雅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深入，常山县辉埠镇钙产业到了不得不转型的关头。

常山县痛定思痛，拟定了整改目标。决定要淘汰所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节能减排要求，不符合常山县碳酸钙产业发展规划的轻质碳酸钙生产企业、生产线及生产设备，有效治理碱性水渗漏问题，系统提升辉埠区域环境。

辉埠镇整治后的废弃矿山。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摄

在积极争取辉埠镇矿地综合利用项目纳入自然资源部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后，当地获得了国家补助资金5亿元。此外，由县属国有农投集团公司封闭运行的模式参与项目的建设管理，分别与农行、工行等金融部门合作，融资10亿元以上的资金用于工程实施。

“我们全面关停拆除16家轻钙企业，165孔石灰立窑、201条石灰钙生产线，开展矿地综合利用项目22个，累计拆除厂房约28.2万平方米，收回建设用地328亩，恢复林地、耕地920余亩。”杨力军说，常山县实行“一矿山、一档案”管理，全面、动态、及时、准确掌握矿区生态修复现状变化情况，对废弃矿山生态修复进行全生命周期精准管理，使矿山生态功能逐渐恢复。

如今的常山，出境水质保持在Ⅱ类以上，环境空气优良率从2013年的87.6%上升到100%。

辉埠这个“石灰镇”摇身变成一座“生态城”，辉埠镇后社片区的矿山公园成为网红打卡地，于2021年入选美丽浙江生态环境治理十佳优秀案例。

实际上，常山县地处钱塘江源头，是浙江省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拥有建设生态水利得天独厚的条件。常山港作为常山的母亲河，是钱塘江水系最长的支流。近年来，为贯彻“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当地围绕常山县常山港治理二期工程，做了不少工作。

此项工程涉及何家乡在内的19个行政村，任务包括以防洪为主，结合排涝、灌溉及改善生态环境等综合利用。在生态化的改造堤防下，河道的两岸增设了不少亲水平台和栈桥。

何家乡江源村位于常山港沿岸，上世纪90年代，由于饱受汛期河水入侵，无法种粮。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江舍顺富带队外出考察，在林业部门指导下引进了早园竹，拟在河滩地种植。后来，又通过建设防洪堤减少水患，江源村的竹子越种越多，村民们回乡的也越来越多。

一些新的休闲设施也出现在江源村。竹海景观塔、竹林游步道、五水共治主题公园、江万里文化广场、万里书院为村民和外来的游客提供了休憩娱乐的去处。何家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王七琴告诉新京报记者，江源村创成了3A景区村、全市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示范试点村。2021年，常山江（何家段）被评为浙江省美丽河湖。

江源村竹海景观塔下的竹海。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摄

“目前，我们已经和相关企业集团达成了合作意向，继续打造露营基地、高端名宿、亲子研学，提升旅游业态。另外，何家乡还正在建设竹文化展示中心，发展竹艺深加工产品，把食用竹发展成美丽竹、共富竹。”王七琴说。

建设“智慧国家公园”，推广浙江经验

在浙江省开化县，记者走访了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该试点区位于浙皖赣三省交界，总面积252平方公里，是我国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之一，也是目前“长三角”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整片区域至今保存着大面积全球稀有的中亚热带低海拔典型的原生常绿阔叶林地带性植被。逼真的森林生态群落场景还原在浙江钱江源国家公园科普馆里。在这座建筑面积达到5640平方米的展馆内，外来的游客能欣赏到典型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其孕育的物种。

据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余顺海介绍，试点区内，有中国独有的中亚热带典型的具有维度地带性的顶级群落，林相结构复杂，生物资源丰富，物种古老、区系多样，素有“中国的亚马逊雨林”之称，是国家I级保护野生动物黑麂和白颈长尾雉的集中分布区，也是全球长柄双花木天然分布连片面积最大种群地之一。

在展厅内一面展示鸟类样本的橱窗前，馆内的解说员向记者讲起了红嘴蓝鹊。她说，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有很多红嘴蓝鹊，但这种鸟是鸟类中的“坏蛋”。作为食肉动物，它们不仅吃其它鸟类的鸟宝宝，连自己的宝宝也吃。而且这种鸟记仇，喜欢“群殴”。

浙江钱江源国家公园科普馆展出的鸟类样本。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摄

整个场馆分全球速览、潮涌中国、“我是亚热带”、丛林之旅、科研探索、历史使命六大主题。布展空间结构以生态故事为主线融合了科学性、趣味性、互动性。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试点区还依托中科院植物所、动物所、浙江大学等科研力量，并与多位院士开展合作，结合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监测工程，建成森林动态样地监测、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实验、网格化生物多样性综合监测、林冠生物多样性监测等四大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森林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响应学科前沿研究平台。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植物多样性专项负责人任海保告诉新京报记者，在试点区，他们通过遥感、林冠塔吊以及地面观测等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升级整合已建科研平台，建成“空天地”一体化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实现对钱江源国家公园全境、重要生态系统以及关键物种的长期动态监测。

生物多样性保护点多面广、情况复杂，往往需要现代信息技术来加强治理能力。

余顺海说，试点区围绕“智慧国家公园”目标要求，实施了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体系建设，集成推进数字孪生国家公园建设，完成卫星火情报文、人脸车辆抓拍、无人机巡检、远程防火视频监控、地表火探测预警等八大感知系统建设。

此外，融合集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水利、气象等部门数据，搭建上线生态智治平台，并重点打造灾情应急全闭环处置场景、无人机巡检场景和野生动物识别场景3大子场景。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智治平台。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摄

这种“天上看、无人巡、视频探、网格管”天空地人生态管护架构体系，可以实现自动识别物种归类，进一步掌握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的种群迁徙、数量变化、物种分布和生境变化。

生物多样性的红利也反哺给了当地的原住居民。通过地役权改革补偿、公益岗位设置、产业扶持带动、公园品牌特许、工程项目提升等方式，试点区引导原住居民改变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从原住居民中聘用100余名专、兼职生态巡护员，加上社区协管员、科研农民等生态公益岗位，直接受益人数达274人，每年可为原住居民增收近4800万元。

余顺海表示，试点区紧紧围绕钱江源本身资源禀赋、生态特征和试点项目建设的具体要求，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出了一条富有浙江特色的道路，为中国繁华东部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经验。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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